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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 惠民地区“六县一市”全部对外开放费孝通到惠民视察
时间: 2019-09-03

  【编者按:7月7日起,滨州网推出《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滨州成长的足迹》大型专题报道,将持续到国庆节。敬请收看!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更是推动“富强滨州”建设的奋斗之年,滨州发展将掀开新的一页。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此,引用市委、市会主任佘春明“六问”之“梦想之问”在滨州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梦幻之旅”的成功实践。在苦海沿边的烂泥滩上建设滨州港曾是一个梦,几十年干下来,梦想变成了现实;把一个个大土坑、一片片低洼地变成“四环五海”,十几年干下来,梦想变成了现实;曾经是光秃秃、白花花的盐碱地,十几年的“林水会战”干下来,变成了林河湖草生态系统完善的园林城市,梦想变成了现实

  让我们一起深刻回顾1949年以来,在滨州这片热土上曾经的奋斗足迹,也期望无数前辈的奋斗成为我们前行的强劲动力。】

  1.1月24日至25日,地委董凤基等进京汇报工作。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等分别接见,听取关于把惠民地区列入黄河三角洲开发范围并争取开发支持的汇报。

  2.4月30日至5月3日, 全国员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在山东省会副主任林萍等陪同下,到惠民、博兴、无棣等县视察,对惠民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扶贫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

  3.5月5日,我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孙武塑像在惠民县落成揭幕。国家主席杨尚昆、全国会副委员长费孝通、全国政协洪学智、中顾委张爱萍、孙子兵法研究专家郭化若将军等分别给惠民县发来贺函和题词。军事科学院院长蒋顺学、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张志坚、山东省委马仲才、惠民地委董凤基等为孙武塑像揭幕。

  4.5月10日,徒骇河海口段治理工程开工。全部工程于1994年5月31日竣工,共动用机械4449台套,累计上工人数3.41万人,完成土石方1852.39万立方米,新修建筑物17座,实际完成投资1.06亿元。徒骇河海口段治理后,减轻了洪涝灾害对境内黄河北5县市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

  5.7月初,清华大学6个系的28名研究生首次到滨州参加为期1个月的社会实践。9月29日,惠民地委行署与清华大学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书。此后,清华大学每年均派出研究生到滨州参加社会实践并进行相应课题研究。

  6.8月至12月, 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在邹平县苑城乡丁公村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龙山文化城址,定名为丁公遗址。同时还发掘出一批龙山文化的房基、窖穴和墓葬,出土了大量文物。该城址的发现,被国家文物局评为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1992年1月,在进行室内整理时,又在该城址的一座龙山文化灰坑出土文物中发现一件属于龙山文化晚期的刻字陶片,年代距今4100年至4200年左右。

  8.10月5日, 由世界银行投资1100多万元的黄淮海平原开发重点项目簸箕李引黄灌区总干渠衬砌工程开工,历时54天, 11月27日竣工。该工程总长15.32公里,用工34.72万个,完成土方98.28万立方米。

  9.11月1日, 国务院总理在山东考察期间,在东营市听取了惠民地委董凤基、惠民地区行署专员王道玉的工作汇报。总理对惠民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肯定, 对开发黄河三角洲作了重要指示,并为惠民地区题词:“发扬传统,振兴惠民经济”。

  10.11月29日,经山东省委、省政府推荐,中央、国务院批准,惠民地区鲁北化工总厂厂长、高级工程师冯怡生,地区农科所所长、副研究员马振泉,滨州活塞厂高级工程师翟焕文,享受政府科技人员特殊津贴。

  在1984年国务院将青岛、烟台两市列入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前,对外开放对山东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字眼。

  但是,到1988年国务院批准将山东半岛的6市44个县(市、区)列为沿海经济开发区后,发展外向型经济,全面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山东上下各个方面的共识。

  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惠民地区六县一市全部对外开放。也就是从那时起,滨州正式的对外开放才算有了开端。

  全国对外开放始于1978年,但滨州对外开放起步较晚,直到1988年,才有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滨加皮革有限公司”落户滨州。1990年滨州才完成了第一笔自营出口,标志着滨州市企业开始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滨州的产品开始走向了世界。

  1992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新年伊始,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视察上海和广东的深圳、珠海等地时发表了重要谈话。的南巡谈线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的南巡谈话犹如一声春雷,惊醒了山东的决策者们。1992年4月14日,全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在济南隆重举行。来自省、市地和县区及有关部门的千余名代表汇聚一堂,共商对外开放大计。这样规模的对外开放工作会议,在山东历史上是空前的。

  在这次会议上,山东将对外开放的总格局调整为:全面开放,重点突破,梯次推进,东西结合,加快发展。在具体布局上,东部、中部、西部都要开放。东部沿海地区率先突破。其中以青岛为“龙头”,以青烟威和日照为前沿,以半岛开发区为依托,沿青烟威环海公路和胶济铁路、津浦铁路、新石铁路、济青公路两侧展开,北依东营、滨州,南依日照、临沂,自东向西,由沿海到内地梯次推进,有计划地连片成网兴办中外商投资加工区、经济开放区,大力发展创汇农业、创汇工业、创汇科技,形成全省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层次的对外开放走势。

  在这样的全国、全省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下,1992年,滨州相继在4月和5月召开了两次关于对外开放的会议。4月22日至24日,地委扩大会议在滨州召开。会议期间,围绕扩大对外开放,振兴滨州经济,先后有18名同志争先发言,献计献策,气氛十分热烈。会议认为,滨州地区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是快的,但失掉了一些机遇,与广东、海南等地区相比,差距有三:思想解放不够,不少同志被小农经济、条件论禁锢着,放不开手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意识没有真正形成,没有像广东等地那样想“中心”、议“中心”、干“中心”;没有真正把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这次会议指出,滨州地区地处黄河三角洲,属开发地区。今后要振兴,关键在于解放思想,搞好外向型经济。要以改革为动力,以开放为导向,开放促开发,开发带开放,用足政策,搞活经济。各地要勇敢地闯,积极地试,大胆地“冒”,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5月11日至13日,为了进一步推动对外开放,全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确定全区经济的发展要逐步转向内外兼顾,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轨道。基本思路是:继续实施高起点跨越发展和“科教兴滨”战略,坚持内外并举,开放先导的方针,以开放促改革,促开发,促科技,促调整,突出重点,带动全区,实现内经大发展,外经大突破,推动整个经济上新台阶。

  1994年6月7日至9日,全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在滨州召开。这是滨州地区自1992年后又一次重要的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对开放要作出全面规划,统筹安排,尽快构筑起“三外(外资、外贸、外经)齐抓突外资,外资项目多层次,点线面上搞突破,内引外联大突击”的全方位开放大格局。

  到了2008年,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市又一次召开了大规模、高规格的全市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会议确定的全市对外开放工作总的要求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全党抓招商,重点抓外向”的工作部署,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全面提高招商引资的质量和水平,调整优化进出口贸易,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集约发展经济园区,实现全市开放型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随着对外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滨州对外开放实现了从企业到社会,再到政府、企业、社会与市、县、乡、村各级联动发展的跨越,使滨州整体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实现了从单纯利用外资到以开放促改革、促调整、促改造、促发展,再到促进新兴制造业基地全面发展的跨越,使开放的影响力不断深入;实现了从经济领域的开放到思想观念的开放,再到、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开放的跨越,使开放成为滨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大格局基本形成。

  据《滨州地区志1979-2000》记载:1991年5月5日,我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孙武塑像在惠民县落成揭幕。国家主席杨尚昆、全国会副委员长费孝通、全国政协洪学智、中顾委张爱萍、孙子兵法研究专家郭化若将军等分别给惠民县发来贺函和题词。军事科学院院长蒋顺学、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张志坚、山东省委马仲才、惠民地委董凤基等为孙武塑像揭幕。

  2500多年前诞生的《孙子兵法》堪称兵家盛典,“孙子故里”的品牌效应是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今日,孙子故里已成为惠民县乃至滨州市的一种地域文化标示。但不可否认,伴随滨州孙子文化热的是延续至今的“孙子故里争夺战”。与孙子故里惠民说并行的观点,还有广饶说、博兴说、临淄说、莒邑说以及近年出现的“山东北部说”。其中,惠民说和广饶说争论最为激烈。

  惠民县原县长顾峰坦言,在1988年之前,惠民人对“孙武故里”并不重视。惠民县的重视源于直到军事科学院吴如嵩少将长期研究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我研究孙子兵法一辈子,我的结论是孙子故里在惠民县。”

  吴如嵩等人认为:其一,先秦以前无“乐安”地名,而依《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古今姓氏书辨证》等典籍,可以断定这个“乐安”是指唐代的乐安。其二,唐代于棣州置乐安郡,与田(孙)书“食采乐安相吻合”。而此乐安郡郡治在厌次,厌次即今惠民县。其三,惠民之名从秦代建置以来,其名紧紧与厌次、乐安联系在一起。从莽新始建国元年(9年)到明永乐六年(1408年),前后1400年间,先后有六次以“乐安”命名县、郡,从中可以看出其因袭关系。其四,从清孙星衍依据唐人的说法,作出“吾家在乐安”的判断,证明《元和姓纂》等书所言乐安乃指唐代的乐安。其五,惠民县境内现存的文化遗存、当地民间传说以及在该地发现的《陈氏宗谱》等,证明了该地与孙武的关系。

  正因为吴如嵩等人的大力推动,1989年5月22-25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部与总后勤部编审办公室及山东省惠民县共同发起的第一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举办。“孙子故里惠民县”的观点开始走出学术界,引起系列新闻效应。

  这次会议影响重大,有来自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以及国内军界学界的50余人参加,是真正的国际性研讨会。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也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成立,并推举产生了研究会的理事机构、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这极大推动了20世纪末孙子兵法研究热。

  顾峰介绍,这次研讨会决定,在惠民投资1000多万元,建设孙武书院,树立孙武像。而孙子国际研究会在惠民每年召开一次。这引起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拨款100万元予以支持。这让广饶等地颇为艳羡,他们对孙子故里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

  在一次惠民县举办的孙子国际研讨会期间,有人向吴如嵩当面质疑孙子故里惠民说。吴如嵩应答:“以现有证据来看,我认为最有可能的就是惠民。即使有重大考古证据说明故里不在惠民,那么也只可能在博兴、高青,绝不可能在广饶。”

  顾峰进一步解释,孙子故里的关键点在于历史地名“乐安”。孙武先祖陈完原是陈国贵族,逃奔齐国。齐桓公赐姓为田。田完五世孙田书攻打莒国有功,被赐姓孙,并食采于“乐安”。而孙武正是田书的孙子。

  惠民说的一个依据是唐人所著的《元和姓纂》,从该书开始讲孙子故居在“乐安”。那么,唐人记载的书就是唐代的地方,查到当时的乐安郡,置所厌次,就是今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而广饶说的依据是广饶在1914年之前长期称为“乐安”。汉代在广饶县境置乐安县和乐安郡(国),历时较长,长达百年之久。但广饶说在回避一个问题:其实,最早称为乐安的不是广饶也不是惠民,而是博兴。因而,按照历史称谓的先后来确定故里,难以令人信服。

  顾峰认为:“一个国君赐臣食采之地,一般不会距离国都太近,否则臣子壮大起来就对自己造成威胁。因而,广饶、博兴说于理不合。而当时的惠民距离国都临淄较远,又可以成为抵御燕国和夷狄的屏障。因而,乐安为惠民的可能性最大。”

  除了历史考据,惠民和广饶还纷纷拿出地方史料和民俗线索来印证各自观点,甚至有地方将原有的关帝庙改作孙武庙。如顾峰介绍,惠民城南原有孙武庙,现在还生活着一批孙氏后裔。县城西北,有村名叫埔武家,历史上曾称为孙武家。在惠民县梁家乡有个村叫石头村,据说孙武的小名就叫石头,为了纪念孙武叫做石头村,村里的大多数人都姓孙。这都表明了孙武在惠民生活的痕迹。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南方盛行家族续谱,江苏泗阳的孙氏后代曾来惠民、广饶考察,最后认定故居是惠民。他们将孙氏家谱献给了惠民保管。因而,盛大的孙子后裔祭祖仪式是惠民孙子文化旅游节的特点之一。

  因为多种原因,惠民说声音曾一度低迷。直到2002年孙子兵法城的建设,又让广饶感到“被动”。孙子兵法城堪称“华夏兵学第一圣殿”,它位于惠民县孙子文化区内,共分为八大景区,总投资5亿元,控制面积达7200亩,建筑面积1100亩。其中规划、布置,广泛听取了吴如嵩等专家意见。

  目前,孙子故里究竟是哪里,仍无确凿定论。学者徐勇认为,各说“似乎还都仅仅是一家之言,难以完全驳倒其他观点而形成一致的认识”,为此他提出“目前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对此问题采用模糊理论”,即“最好的选择就是暂时不作出最后确认”。“山东北部”提法的出现,或许是这种“模糊理论”的实际运用。

  在顾峰看来,古人那时并无今天的户籍概念,孙武又是士大夫代表,该阶层流动性很强。同时,各地借助孙子文化推进旅游产业的想法值得理解。因而,淡化争论,致力于推广传播孙子文化更为重要。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著名学者,时任全国会副委员长、中国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与滨州的联系非常密切。

  1991年1月24日至25日,地委董凤基等进京汇报工作,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等分别接见,听取关于把惠民地区列入黄河三角洲开发范围并争取开发支持的汇报;1991年4月30日至5月3日,费孝通到惠民、博兴、无棣等县视察,对惠民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扶贫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1992年6月8日,费孝通视察邹平县,同年11月29日至30日,来惠民地区视察了无棣县和滨州市的部分工业企业与商业网点;1994年9月25日,费孝通在滨州主持召开黄河三角洲跨世纪发展战略研讨会。

  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黄河三角洲的战略开发。1994年9月25日,黄河三角洲跨世纪发展战略研讨会在滨州召开,费孝通亲自主持,并做了总结发言。滨州日报原副总编韩克顺在当时的新闻稿中做了详细记录:费孝通从世界经济趋势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度,看滨州所处地位。他指出,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已经发展起来,北方的黄河三角洲是惟一没有发展起来的大江大河三角洲。它是环渤海经济区的重要一环,要利用机遇加快发展。

  费孝通认为,开发黄河三角洲要处理好“口、腹、心”的关系,港口要建设好,它既是经济发展条件,又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腹地一定要扩大,没有腹地,港口派不上用场;还要发展中心城市,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同时,费孝通还指出,要切实提高农民收入,千方百计帮农民把资源优势变成生产力和财富。政府和乡村组织要为农民服务,帮助他们发展专业户,建设基地,寻找市场。只有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民收入增加了,才能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作为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学术起点正是乡土中国底层的“江村经济”。1938年,费孝通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其论文即是《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村庄经济、乡村重建等重大课题都是费孝通学术生活的核心课题。

  上世纪80年代以后,费孝通对崛起的沿海乡镇企业非常重视。1992年,他在多年考察基础上发表了《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就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其在改革和国民经济中的位置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滨州,乡镇经济开始活跃。当时姜家市场非常繁荣,在姜家市场,费孝通与陪同干部说话极少,专心和商贩交谈。当时兴福的黑白铁市场也初具规模。

  当时,滨州黄河大桥是各级领导都要视察的一个地点。韩克顺回忆,陪同费孝通视察的省市干部都很希望与他合影,费孝通笑呵呵地表示同意。一人合影完毕,另一人就凑上去,费孝通索性在大桥上摆个姿势站着不动,最终让十余人都满意了才退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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